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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印象中，周总理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性格随和的长者，不管面对怎样的危急时刻，他总能在谈笑风生间化险为夷，也从不会轻易发火，可是就在1960年3月21日，一向温和的周总理竟然大发雷霆！
当天，周总理的秘书赵炜给他报告了一个情况：“总理，人民银行那边说在3月18日，您派人取了20万元的现金，取款人还有您的亲笔信，他们想来确认是否有这件事。”
周总理一听就纳了闷：20万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如此大的款项他从不会私自派人去取，一般都是找财政部长报备，他那边开了手续，才能按正常流程进行。
有人绕过他来取这笔巨款，此事非同小可！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周总理脸色一变，当场就有些恼火，竟然有人冒用周总理的身份，盗取国家财产！
周总理立刻严肃地站起身，对赵炜说道：“我从没有要过这笔钱，让公安部部长马上到我办公室来，让他彻查此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冒用周总理的身份，来骗取国家资金呢？本案又能否顺利告破呢？一向温和的周总理为什么这次却没有忍住怒火呢？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是谢富治，在他接到赵炜的电话后，赶紧就去了周总理的办公室，准备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电话中，赵炜还特别说道：“周总理这次非常生气，您一定要尽快赶来！”
谢富治在知道周总理生气以后，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他和周总理见完面后，对这个冒用周总理身份的盗贼痛恨不已！立刻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调查这件事。
杨奇清接过任务以后，立刻对此案展开了梳理，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要查清此案，必须从案发地——北京西交民巷的人民银行开始入手。
杨奇清找到了该行当天负责此业务的行长秘书，行长秘书看到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来问，也显得愧疚不已！他说道：“要是我当时多留个心眼，或许就不会酿成这次的大祸了！”随后，他慢慢讲出了案发当天的情形。
那是在1960年3月18日的下午，一个身穿蓝色中山装、身材瘦削的男子，来到了该银行大厅，随后他找到了大厅的负责人，说道：“我是周总理派来的特派员，要找你们行长，周总理有要事让他去办！”
由于行长当天去外地调研，秘书全权负责银行运行，所以这名负责人就把他领着去见了行长秘书。
该男子进入办公室以后，直接开门见山，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信封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几个大字。
随后他还取出了一个紫皮本，说道：“这是国务院的特殊信件，请您在这个本上签名，确认签收！”秘书一看国务院派来的领导，顿时傻了眼，赶紧在本子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那名男子看秘书签了名以后，紧接着说道：“这封信是周总理托我给您送来的，请你一定按信封上的内容照办！我先行告退了！”
这名男子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办公室，秘书被他的这番操作搞得摸不着头脑，自己连话都没和他说几句，任务就交代完成了？
可由于是周总理的嘱托，他也不敢怠慢，赶紧拆开了信封，信封的另一面还写着两个飘逸的大字“速送”。秘书打开信，信中的内容如下：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线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 这样做才能够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 万～20万元，可否请批示。”周总理的批示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旁注有：“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票。②要十元票，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秘书也知道这件事可不算小事，20万元在60年代是一个非常高的数额，因此他赶紧向上级领导请示，分别打电话询问了行长和北京的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两个人一看是总理的急件，因此不敢怠慢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王副局长认识周总理的笔记，他专门去银行确认了字迹，认为与周总理的一模一样，再加上下班时间就要到了，因此他丝毫不加怀疑，赶紧让人取款，给这个西藏干部赵全一送去。
那会流通的钱和今天不一样，市面上常见的是元、角、分，因此想要凑齐二十万，装几个麻袋是很常见的。
负责送钱的是银行朱科长。当晚7点，朱科长和三民银行员工，提着几个装满钱的麻袋，来到了约定地点：北京民族饭店门口。
只见一个男子衣着干净整洁，身姿也很挺拔，看上去就像个干部的样子，他看到几个送钱的以后，对几名说道：“我就是西藏干部赵全一！辛苦你们了！。”紧接着就想伸手拿钱。
这名男子在接过钱以后，把钱放在了一个自行车上，随后驮着巨款，消失在了夜幕中……
杨奇清听完这件事的经过以后，责备银行人员太过马虎，过去了三天才想起来找总理确认，然后他找到了那封信件，这是本案的关键物证。
这封信件是事业单位才有的牛皮纸信封，当时在市面上很少见，杨奇清拿着这个信封赶赴周总理办公室，让周总理看了看。
周总理看完也颇为震惊！因为竟然有人能模仿他的笔迹，这可不是单纯的钻空子行为，现在有人能模仿他的笔迹，非法盗取国家财产，日后谁能保证不会有人做出危害国家的事情来？这件事情一定要彻查清楚。
周总理握着杨奇清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国家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20万对国家来说是笔巨款，能让很多老百姓吃上饭，所以奇清一定要尽快破解此案！”
其实，杨奇清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首先在案发当天，送钱的朱科长察觉到了不对，曾跟踪过这个赵全一。
可是赵全一相当的狡猾，他在北京的胡同里骑着自行车转来转去，最后甩丢了跟踪人员。
其次，杨奇清也确认了赵全一的身份都是伪造的，不过此人有很大的可能性对国家机关的运行有一定的了解。
从他专业的措辞还有机关单位才用的牛皮纸信封来看，他有很大的可能性也是个体制内人员，最后就是这一个人对周总理的笔记模仿非常高超。
第一、发动群众、居委会以及北京的公安干警，让他们进行全城搜捕，犯罪者在当时想要带着这笔巨款逃离北京不算容易；
第二，针对这个信封，公安干警准备对各大事业单位做出详细的调查，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命令一出，就在北京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的老百姓一听这个冒用周总理的名头，败坏周总理的名声，骗了国家二十万，一时间群情激奋，大家纷纷建言献策，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为了让帮忙的人更多，北京的军区都坐不住了，直接派了大量的战士，跟着公安干警，挨家挨户地寻找线索，一时间，抓捕这个的行动变成了全民大动员。
在3月24日晚，另一路负责分析信封的民警，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让他来帮忙分析。
刘文听说是如此大案以后，当晚都没有睡觉，就埋头对信封进行检测验证，经过他的调查，发现赵全一的签名和伪造周总理字迹的是一个人，此人文化水平不低，用语非常考究。
随后他又对信封进行查看，刘文拿着放大镜，发现信封上的封口曾有过一个不起眼的破损，他断定这是五十年代曾用过的旧信封，另外信封上盖着一个总理办公室印章，这个是犯罪者用水彩给画上去的。
为了在信封上找到线索，专案组可没少下了功夫，他们把这封信送到了信封生产厂商，进行纤维化验，发现这是1959年6月生产的一批信件。
随后警方还动用了当时的高科技：红外线。但是红外线在信封上一扫，根本就没扫出来什么东西。
难道信封这条路走不通吗？挨家挨户搜索效率太慢，眼看两条线都没了线索，专案组又想到了一条路：信纸。
在六十年代初，北京很多机关单位所用的信纸都是有配额的，并且配备给各单位的信纸都会有微小的记号，只要让这些单位查询最近的信纸使用情况做对比，就很容易锁定作案人是谁。
通过这条路子，公安干警们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机关单位，最后，竟然在北京外贸部发现了这名犯罪嫌疑人。
说来也巧了，外贸部有个职员，原名赵全一，现名王倬。在案发的3月18日当天，曾经给单位请过假，说要带自己的母亲去看病。
警方认为，王倬符合在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标准，也在案发当日请了假，他非常符合作案者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的原名和那个西藏干部赵全一一模一样！
但是仅仅通过这一些巧合就去抓人，杨奇清认为非常的不严谨，他们还需要更加多的证据，于是他差人继续调查王倬。
警方调查了王倬在3月18日当天的形成，发现所有的医院都没有他母亲住过院的信息，说明他根本就没有为母亲看病。
为了确保百分百成功，杨奇清让王倬所在社区看好他的行踪，另一方面找他同事打听王倬的个人信息。
王倬所在社区是李广桥社区，居委会主任名叫刘秀慧，负责此地的片警叫做郝继伟。说来也巧了，在当时公安部发出命令以后，郝继伟曾和刘秀慧闲聊，说道：“说不定这就在咱片区！”
谁曾想到，一语成谶！这个嫌疑犯还真可能在他们片区。此前，郝继伟曾经带着几个同事去过王倬家里走访，但他当时表现得很正常，没有一丝不对劲。
如今，上面发话要重点盯防他，郝继伟不敢怠慢，就在王倬家附近安排了三个监视点，他和公安部、居委会成员三路人马，日夜不停地盯着王倬的一举一动。
另一方面，负责查看字迹的刘文来到了外贸局，对王倬的笔记进行比对，在他对比时，外贸局的领导也和其他民警唠起来这个王倬的个人信息。
“王倬是辽宁人，他曾经参加过青帮，后来在上海给经济部位，干收发工作。1951年，王倬被选入朝作战，他接过伪造了一个身份，叫赵全一，当了逃兵跑了回来，受到了上级的处分。不过由于他念过几年书，对经济工作有经验，所以国家网开一面，给他个机会在我们部委上班。”负责人如是讲到。
另一个外贸部的也趁机说道：“您还别说，这个犯罪者还弄不好真是他！我知道他有个名字叫赵全一，在3月25号左右，王倬上班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开玩笑，我说那个盗贼不会是你吧，赵全一，结果这王倬还急了眼！他平时脾气很好，这是他第一次急眼，吓了我们一跳。”
此时，刘文的对比工作也出来了结果，他发现王倬的字迹和写下“赵全一”的人一模一样，他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这个冒用周总理身份的大盗！
刘文将他的比对发给了杨奇清，认为这个人就是冒用周总理身份的盗贼。此时，郝继伟那边也发来消息，说王倬十分谨慎，很少出门，目前还在家里待着。
为了给抓捕行动做好保证，杨奇清下令，让郝继伟带着干警、社区居委会的们去他的家中，以查卫生的名义，去他家看看。
郝继伟领命后，立刻和刘秀慧等人敲开了王倬家的大门。王倬开门时显得有些错愕，但很快镇静下来，说道：“们，你们请！”
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但他的内心还是产生了波动，另外王倬的母亲，也漏出了破绽，在刘秀慧问她话的时候，她竟然遮遮掩掩，装作有病进屋了。
郝继伟在王倬的带领下看了他家所有的房间，都不像有藏钱的样子，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他家的西屋，说是没有钥匙，怎么也不肯打开。
王倬为难的推辞道：“西屋的钥匙在我妻子那里，我俩感情不和，她都好久没回来了！”
郝继伟说道：“那没关系，我们把你妻子喊回来，就当帮你调节夫妻感情了，你也趁机好好跟人家聊聊！”随后郝继伟就派人给王倬的妻子打去了电话，很快他的妻子就拿着西屋的钥匙，来到了家内。
从二人的反应就显而易见，他俩的感情确实有问题，但为了配合社区的，妻子还是打开了房间。只见这个房间是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煤炭、柴火一类的东西，房屋的墙壁都被熏黑，屋内灯光也相当不好。
郝继伟假模假样地说道：“你要注意这里的卫生啊，这么多东西乱放也不安全！”其实，他已经锁定，巨款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在这个房间内！
郝继伟的这番活动，让王倬彻底坐不住了！在众人走后，王倬感觉自己已经败露，既然没有好果子吃，那就不能留下任何证据！
于是乎，王倬开始焚烧20万元巨款，想要销毁证据。王倬的母亲把这些废纸片给当做垃圾，一点一点地清扫了出来。
盯梢的不敢怠慢，赶紧上去翻看垃圾，竟发现了几毛钱纸币的模样！们当场大惊，立刻跑到了居委会，打电话向领导请示。
杨奇清认为，犯人已经坐不住了，必须趁他销毁证据前抓捕此人。杨奇清在电话中一声令下，现场的们迅速冲进王倬家中，将他抓捕归案！
王倬看到警察闯进家以后，没有多作反抗，直接被警方带走，王倬的母亲坐在屋里，说自己毫不知情，但警方还是把她一并带走了。
随后，专案组众人开始在王倬家中，搜索那20万元现金。郝继伟首先打开了西屋，结果西屋确实有钱被埋在了煤炭下面，但只有几千块，剩下的钱又会去哪里了呢？难道王倬全烧掉了？
们想到这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要是20万元被烧毁，对国家将会是极大的损失！
大家拼命地在院子里翻找起来，就怕这笔钱没了。郝继伟看着眼前的煤炭，若有所思，随后立刻来到了院子里，院子中央有一个灶台，附近的泥土都比较松软。
郝继伟扒开泥土，就发现这些钱全都在灶台附近，灶台里面也藏着不少钱。这下人赃俱获，本案终于告破了。经过清点，王倬家里的钱只剩下了十九万多一点。剩下的近一万元，全都被他焚烧殆尽！
本案虽然告破，但王倬又是为何会产生这种邪恶的想法呢？在公安局，面对警察的审问，王倬慢慢道出了原因。
王倬曾为服务，当时还当了个小官，他把自己当成了官僚阶级，在上海的时候花钱大手大脚，生活得相当滋润。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倬的小资生活就被打破了，但那会的他也没有抱怨，线年以后。
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面临着很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底下的百姓都饿肚子，王倬虽然是机关工作人员，但每个月的工资也被缩减了不少。
那会全国上下一盘棋，大家一起共克时艰，熬过这段困难时期，可是偏偏有人他不这样想，王倬就是这里面的代表。
王倬感觉自己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差劲了，他开始想方设法弄钱，1960年2月，外贸部需要从人民银行调集一笔款项，为外贸建设服务。
王倬恰好经手此事，看着一张张的现金，王倬心动了。而且他还听说就连周总理等大领导用钱，同样是需要领导签名、卡章，走这个程序。
王倬信以为真，他心想：我可不可以伪造周总理的名头来给自己骗点钱呢？王倬越想越高兴，他开始在家模仿起周总理的字迹，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做准备。
等到王倬练的差不多了，他就开始了自己的骗钱行动，当天的行动非常顺利，王倬都激动万分。为了奖励自己，他还在当天花巨款买了一只鸡，炖了一份鸡汤给家里人吃。
鸡汤可算是稀罕物，且价格昂贵，王倬母亲听说后，赶紧问儿子钱是怎么来的。王倬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没想到母亲竟然很赞成王倬的想法，甚至后面还帮他藏钱、烧钱！
警察们得知王倬的行为后愤怒不已，但最愤怒的是周总理。周总理看了王倬的生平，还有他的理由后，气就不打一处来。
全国上下都面临着饥荒，这20万元能让多少百姓填饱肚子，王倬为自己花的痛快，竟然假借周总理的名义来骗取资金，暴露以后不想着自首，反而想把钱烧掉！
当年他当了逃兵，国家看重他的能力，给了他一次机会，他不思悔改，反而又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这次绝不会再饶恕了！
1960年6月，王倬骗取国家资金，罪行严重，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王倬母亲犯下了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王倬并不可怜，可怜的是他不到十岁的儿子。
王倬和妻子感情很差，儿子一直由他抚养，如今他被枪决，母亲对他不管不问，儿子不知该去往何方！
但他儿子的悲剧，都是王倬一手酿成，为了一己私欲就做了这种恶事，实在是罪不容诛！
回头看看，周总理的怒火不是对冒用身份而生气，更多的是心疼着20万元国家存款，就这样被浪费！在那个困难的年代，20万对国家有着重大意义，可王倬却烧掉了其中的一万，怎令总理不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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