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钱子宁：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开拓者

　　年毕业。同年，在同乡王继光的建议下，钱子宁考取德国汉堡寇顿工业大学，钻研造纸技术。

　　1928年，钱子宁负笈德国汉堡，开启四年留学生涯。该校学制四年，三年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至少一年半实习。与钱子宁一同来德国学习的郭开始、朱尊民、陈晓岚等人在目睹了德国造纸先进的技术后，反观中国造纸技术的落后，心中充满了极大的落差，不禁唏嘘感叹。于是，他们邀集同在西欧留学的同学，决定组织发起成立“中国造纸研究会”。有人说：“同人研究造纸，对于国纸事业之衰落，自应急起拯救，此本会成立之原因也。”1931年5月10日，“中国造纸研究会”在德国柏林正式成立，主张摒弃传统旧法制纸，提倡制纸化学化，进而达到振兴中国造纸业的目的。

　　研究会成立后，首先进行的是调查研究工作。钱子宁任调查委员会主任，郭开始任研究委员会主任。同年（1931），钱子宁在调查当时苏联造纸情况后，撰写完成《俄国纸业之一瞥》文章，发表在国内莫德惠主编的《中东半月刊》上，文中他叙述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造纸业取得的巨大进步，然而相较邻国造纸业的突飞猛进，中国对纸业建设忽视甚多。因此，他在文中呼吁国人要重视造纸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文化的普及。

　　1932年，钱子宁通过德国工程师联合考试，获得德国造纸工业协会颁发的造纸工程师学位，学成归国。1933年，“中国造纸研究会”也从德国柏林移至南京，通讯处设在上海，更名为“中国造纸协会”，是时会员一共有25名，钱子宁任理事会主席。“中国造纸协会”的工作要点有四：“设立造纸试验所，用于研究实验”；“创设购买与消费合作社，跳过洋行，直接与外国购订材料，以防操纵渔利”；“组织调查团，考察统计各省土纸真实的情况，以谋改良”；“培养和团结中国造纸专门人才”。钱子宁大体上也是从这四方面开展工作，助力中国造纸业的复兴。

　　钱子宁回国后，认识了上海天章造纸厂总经理罗雁峰，在罗雁峰推荐下，钱子宁来此担任技术工程师。由于技术层面，天章造纸厂董事长刘柏森过于信任丹麦人博海生，钱子宁与博海生意见常常相左，没多久便辞职。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全国各地日货运动兴起。为打破日本对造纸市场的垄断，钱子宁决定创办一个集生产、科研和人才培训为一体的机构。征得其父同意后，他将绍兴的祖屋变卖，与同学郭开始、朱尊民一起筹资2万银元作为开办经费。在造纸专家方汉城的支持下，他们租用苏州浒墅关一家倒闭的碾米厂旧厂房，作为造纸厂实验所所址。成立时恰逢农历七月十五，故取名“中元造纸试验所”，意为“中天灿烂，元月光明”，钱子宁被推举为所长。

　　江浙地区养蚕兴盛，对蚕种纸的需求量很大。有鉴于此，钱子宁遂与“中元造纸研究所”众人一道研制蚕种纸。1934年，研究所蚕种纸正式投入生产，因质量好和价格低，深受蚕民青睐，获得较大盈利。“中元”的蚕种纸有力地冲击了原先由日本人垄断的蚕种纸市场，在日货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经年累月，蚕种纸的成功让实验所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钱子宁与众人也开始谋划扩大规模，预备成立“中元造纸厂试验所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方面，郭开始向其父亲郭锦川募股十万，再由其表兄贝淞荪、同学陆子维筹资五十万，加上钱子宁和其他人的筹资，共计一百万。在厂址选用上，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建设厅厅长伍廷飚在征用土地方面帮忙疏通，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最终决定落址杭州市梵村。

　　正当钱子宁准备大展宏图之时，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江浙沿海工业也受战火波及，众多沿海企业纷纷开始内迁。钱子宁接到内迁通知后，随即带领他的技术骨干和约100吨重的苏、杭纸厂设备投入到西迁大洪流之中。

　　“中元造纸厂”先后经浙江、江西、湖南到广西桂林，沿途援建当地并建成浙江“丽水造纸厂”、江西“赣州造纸厂”等多家小型造纸厂，带动了这些地区造纸工业的发展。由于日军步步紧逼，战火也迅速蔓延至西南地区，钱子宁不得不另谋他地，保存纸厂设备。而后，南京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电令其迁往四川。迁川前，钱子宁经过一番考察，觉得四川宜宾位于岷江和金沙江的汇合处，是川、滇边区物资集散地，加上这边有内迁的发电厂可供机器运作，在宜宾开办造纸厂具有交通、市场、电力三大优势。因此，“中元”最后决定迁到此处，厂址设在宜宾马鞍石岷江电厂附近。

　　“中元造纸厂”拟在宜宾造厂房四十余间，用地数量需求较大。钱子宁立即派厂员以现行市价商购和租用土地，但是有部分地主却故意抬价，造成纸厂恢复工作无法正常开展。钱子宁见状便致电翁文灏帮忙协助处理，最终经过两个多月的沟通协商，新厂在1939年9月在宜宾破土动工。在生产纸张方面，“中元”众人克服艰难，不断改革工艺条件开发新品，除了生产常规的打字纸和道林纸之外，他们于1941年自创马尾松苛性钠法，制成碱性化学木浆牛皮纸，销量大增，获利甚多。同年，该项技术被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授予专利。

　　1942年1月，“中元”生产的牛皮纸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的产品展览会上获得超等奖。1943年，“中元”生产的道林纸、打字纸等七种产品获得四川省政府颁发的特等奖，其电报盘纸、打字纸在“桂林展览会”上获得特等奖。迁川三年多的中元造纸厂以质量过硬的产品不仅赢得了大量的市场占有率，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度和美誉度。

　　在此期间，重庆国民政府为预防委托的国外印钞中断，电召中信局购料处副经理凌宪扬来重庆，授命其筹办国人自印钞券。有鉴于“中元造纸厂”在西南地区的声誉，凌宪扬来函与钱子宁协商，希望“中元”能在短期内研发印钞纸。钱子宁审时度势，决定接受制作印钞纸的任务。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于1941年8月贷款给“中元造纸厂”10万元，供其扩充设备，试制印钞纸。印钞纸不同于普通的纸张，要求强度高，特别是耐折度要几千次以上，并且也要有较好的抗水性能。经过厂内技术员工的多次攻关和实验，最终以劣棉代替破布作原料，于1942年3月试制成合格的印钞纸。该纸应用生产后，解决了当时后方依赖进口印钞纸的现状，对维护当时金融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1月29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致函财政部，敦促其要对印钞有功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负责人给予嘉奖。信函称：“现在国内制造钞纸及印刷钞券之工厂，其成绩较著，产量较丰者，除中央造纸厂及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外，当推中元造纸厂及大业印刷公司两家，此乃得力于该厂厂长钱子宁及该公司CEO李祖永惨淡经营，策划有方，始克臻此。以后本行供应军政需要，仍赖该两厂努力生产，源源供给，方不致有竭蹶之虞。”钱子宁及其所率领的“中元造纸厂”众人，在时局艰难的抗战中齐心协力从事生产，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大后方出版、文化教育、宣传、金融等事业，也促进了民族造纸工业的发展。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同济大学为避战火先后迁往浙江金华、江西赣州、云南昆明等地办学。时至1940年秋，昆明物价飞涨，日机侵扰不断，办学深受影响。校长周均时考虑到昆明地区早有云南大学，加上北方迁来的北大、清华、南开，再将同济大学办在昆明已无必要，遂与学校各部门负责人会商研究，决定迁校入川。在选址方面，学校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前往四川宜宾。但是，当时宜宾行政公署下辖各县均以无地容纳同济大学3000余人为由予以拒绝，一时间同济大学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在此情形下，同济大学发函给各地校友请求帮忙寻觅合适校址。钱子宁接到信函后，立即为母校奔走联系各方，阴差阳错下，其为同济大学寻找校址的消息被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知晓。罗觉得如果同济大学能够迁入四川南溪县李庄镇，那么“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对于李庄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和抉择”。罗南陔随即约请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当地士绅与钱子宁协商迁入南溪李庄事宜。众人一致认为同济大学的迁入有利于李庄的经济文化建设，而且支援同济大学就是支援抗战事业，遂发函向同济大学表明同意迁入。同济大学在接到钱子宁回复后，随即派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男作为先遣人员，前往该地筹备迁入事务。同济大学于1940年10月开始搬迁南溪李庄，次年3月完毕。见到李庄如此热情对待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纷纷与之接洽，先后进驻李庄，李庄一时间成为了著名的抗战文化中心。从其中的渊源来看，同济大学等诸多机构能够迁入李庄，钱子宁可谓功不可没。曾在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就读的苏兆南，晚年回忆说道：“中元厂钱子宁，就近觅得叙府暨南溪李庄，涵盖昆明校址，使得弦歌不断，钱校友散财，月发教师津贴垂数载，难能可贵。”

　　除了帮助母校寻觅校址之外，钱还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一方面有利于高校人才教育培训，另一方面也促进“中元造纸厂”在技术上的改良。同济大学迁到李庄后，“中元造纸厂”与其在校内校外合作紧密。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元”与同济相距不过30里地，寒暑假期间，“中元”接收部分学生来纸厂实习或者翻译德文书籍、资料，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实习基地。在机器制造和研发方面，由“中元”出资建厂和购买母机，同济大学提供技术人员，共同创办“中元造纸机械厂”，生产造纸机、打浆机、蒸球等设备，大幅度的提升了“中元”的生产效率和产纸量。

　　1942年12月4日，钱子宁赴重庆参加由实业、金融、经济界人士共同举行的“星五聚餐会”。会上，钱子宁针对本次主题“大后方造纸业产销现状当前困难与前途展望”发表了演讲。在他看来，当前的困难是“原料涨价之速，出乎意外”，因而对造纸事业抱有悲观态度。在前途方面，钱认为“技术与成本及今而不设法解决，前途实不堪设想”。因此他呼吁在场的同仁要组建研究委员会，提请政府提早谋划。否则“抗战一旦结束，无论就成本论，就技术论，均不能与外人竞争”。在展望方面，钱认为“人之问题，可影响全国之造纸工业”，目前国内技术人员尚不足400人，而抗战胜利后，技术人员应当需要4万人。因此，他在会上呼吁各界要重视造纸人才的训练与培养，加强造纸训练技术团体建设，尤其建设工厂和学校合二为一的学校。在他的演讲中，我们不仅仅可以体会到他对中国造纸工业前途的担忧，对发展我国造纸工业的急切心情，也能够深刻体会到他身上那股抗战必胜的信念。

　　迁川后的“中元造纸厂”在1943年时，厂中机器数量大增，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造纸机，员工数量也已突增至1035人，可生产10多个品种的纸张。然而，高瞻远瞩的钱子宁并未满足当前取得的成就。当前国内造纸技术“壁垒对峙，各不相谋”，亟须整顿。因而，钱子宁在发展“中元”的基础上，利用厂内资金、技术力量以及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向外拓展并购业务。1937年，钱子宁拨资协助湖北省建设厅筹建“湖北省建设厅造纸厂”。不久，钱子宁以收购形式做改造，改为“万元造纸厂”，其便成为了第二家“元”系造纸厂。1943年，“贵阳西南造纸厂”被钱子宁改组为“黔元造纸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子宁旋即将产业向沿海转移，设立了“中元造纸厂上海办事处”，着手从事“重建杭州梵村老厂”“创办两江汽车公司”“创办中元轮船公司，专事外洋货轮”三项事务。他先后向上海天长实业等13家公司投资大量资本，但却因时局影响，陷入通货膨胀困局。“中元”生产的纸张滞销，被迫减产直至停产。在上海解放前，钱子宁将部分设备和2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先后迁往中国台湾、巴西两地重新办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做改造，中元、万元、黔元三家造纸厂被接管改造成国营企业，在新中国的造纸工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苏州初设造纸研究所到抗战迁川，钱子宁不畏艰难，始终践行工业报国理念，为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