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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分成两拨人,一波是众志成城,一定能熬过去,熬过去就是胜利。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西交民巷中央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室,大家忙碌了一天准备下班。
阳历三月份的天气,天黑的还算早已经接近黄昏,屋里有点黑,所以办事员并没有看太清楚来人长得什么模样。
办事员一听来人是国务院的,顿时精神了一下,比了一个请进的姿势,说到:哦,那您快请。
进门以后,来人将怀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办事员,说到:厅里的紧急文件,交给行长的。
可是,曹菊如行长那天恰好外出,没在办公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将信封交给了值班的行长秘书。
可是这会儿行长不在,而且马上要下班了,万一真的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拖到明天上午才看到,那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20万,在1960年,那可不是小数目,按照购买力折合,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甚至更多。
国务院的资金需要,一般都是通过财政部,然后从国库拨出去。就没有直接要求人民银行去提供啊。
而且,她又联想到,最近国家极度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广播上也多次报道当地的宗教活动。
大概是事情紧急,国家没时间去通过财政部国库这样的常规手法去拨款,所以是特事特办。
纠结了半个小时,再一看表快六点一刻了,秘书觉得耽误不得了,决定自己挑大梁。
货币发行局的同志接到电话以后也很为难,这么大一笔钱,时间还这么紧张,怎会是筹的齐。
秘书在电话里说道:您注意,这是特事特办,请立刻执行,手续的事放心,计划研究局会马上下达正式通知!
随后,王兰又给货币发行局打电话,要求对方务必客服困难,在限期之内,把20万旧钞准备好。
行长秘书的电话,又有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的确认,货币发行局的人也认为这个事,很紧急,是特事特办,所以不敢耽搁,加班加点的去准备。
最终,这20万元旧钞被装进了两个袋,包装整齐以后,放在了朱科长开的专车里,直奔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是国庆10周年时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嘉宾的场所,此时开业不过一年,在那吃饭的人并不多。
前台明白来意后,说了一句:你说是赵同志啊,他在那,那个瘦高个,穿藏青色呢子大衣的。
顺着前台手指的方向,朱科长看到了赵全一,身材高瘦,仪表不俗,一身的干部气场。
赵全一看了一眼麻袋,笑着说到:真是辛苦总行的同志了,时间这么近竟然都筹齐了。
赵全一说到:总理那边着急用钱,再回去盖章一来一回又耽误不少时间,这样吧,要是不放心,您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这封介绍信上有公章。
朱科长就打算打道回府时,又寒暄了一句:您开着车的吧?要不要直接帮您搬上车。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朱科长和两个办事员,总算舒了一口气,可算是忙完了。
可他们不会想到,就在此时,那位赵全一同志,正费劲扛着两个麻袋,从民族饭店的后门,绕到了一处胡同里……
在那里,停着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他将麻袋,挂在车梁两旁,脚蹬一踩,便消失在夜色中。
有人,靠着伪造公函、介绍信、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巨款。
要知道,1960年是什么年头,大灾之年,国家从上到下勒紧裤腰带,多少地方的百姓都吃不饱饭。
周总理亲自致电公安部,要求动员全部力量,将这个诈骗案限期10天必须破案!
第一路,去总行办公室,传达室,警卫室,行长秘书室,把一切和嫌疑人接触过的人,都仔细盘问一遍,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和信息。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破案,防止这么大的一批赃款被转移,中央担心公安部的精力不足,还调来了军队配合调查此案。
这还不够,公安部还特意将此案公布于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借此来获取有用的线万常驻人口的北京城,想确定一个已经逃了六七天的诈骗犯,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通过比对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相关目击者的证词,能确定,那个自称从国务院办公厅送公函的男人,和在饭店等待取钱的赵全一,应该是同一个人。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左右,送去总行办公室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居然是真的。
至于那个收条,技术鉴定科也查到了,是从前门的一家文具店生产的黑色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但在1952年就停产了,现在想反推购买者,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
至于伪造总理办公室的章,是蜡纸染刻后,沾到红印油盖上去的,没有获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其次,收条上的人民币三个字,用了一个很罕见的连笔写法,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基本不会这么写。
技术鉴定办公室送来的证据,大概就有这么多,虽然没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但给后续破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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